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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族出身
孔子的祖上是宋國的貴族,先祖是商朝開國君主商湯。周初三監之亂後,爲了安撫商朝的貴族及後裔,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紂王的庶兄微子啓於商丘建立宋國,奉殷商祀。微子啓死後,其弟微仲即位,微仲是孔子的十五世祖。六世祖得孔氏,稱孔父嘉。孔父嘉是宋國大夫,曾爲大司馬,封地位於宋國慄邑(今河南夏邑),後來在宮廷內亂中被太宰華督所殺。孔父嘉子木金父,木金父生孔防叔,孔防叔的孫子叔梁紇就是孔子的父親,叔梁紇爲避宋國戰亂逃到魯國的陬邑(今山東曲阜)定居,其官職爲陬邑大夫。
聖人降世
叔梁紇的正妻施氏,生了九個女兒卻沒有一個兒子,小妾爲他生了長子孟皮,孟皮有足疾,叔梁紇很不滿意。於是叔梁紇請求顏氏讓她三個女兒之中的一個立爲妾,顏氏念叔樑年老且性情急躁,於是徵求三個女兒的意見。長女和次女都不同意,只有小女兒顏徵在(顏徵在)願嫁叔梁紇。
顏徵在時年不滿二十歲,而叔梁紇已經六十六歲,年齡相差懸殊,兩人爲婚於禮不合,夫妻在尼山居住並且懷孕,故謂之“野合”。孔子在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(儒略曆公元前551年;格里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。關於孔子出生年月有兩種記載,相差一年,一般依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說。)申時於陬邑昌平鄉誕生。
孔子生而七漏,頭上圩頂(yú dǐng,意爲頭頂凹陷),而又因其母曾禱於尼丘山,故名“丘”,字“仲尼”。
早年經歷
魯襄公二十四年(公元前549年),孔子三歲的時候,叔梁紇病逝,葬於防。叔梁紇死後,顏徵在失去庇佑,被叔梁紇正妻施氏所逐,於是帶孔子庶兄孟皮與孔子至曲阜闕里,過着清貧的生活。
魯昭公五年(公元前537年),孔子日見其長,已意識到要努力學習做人與生活之本領,所以稱自己雖然已經十五歲了,但志向在於做學問。
魯昭公七年(公元前535年),孔子的母親顏徵在去世。這一年,季氏宴請士一級貴族,孔子去赴宴,被季氏家臣陽虎拒之門外。
魯昭公九年(公元前533年),孔子已經十九歲了,爲了能夠經常回到祖籍地宋國祭拜祖先,便迎娶了宋國人丌官氏之女爲妻。
步入仕途
魯昭公十年(公元前532年),亓官氏生子。據傳此時正好趕上魯昭公賜鯉魚於孔子,故給其子起名爲鯉,字伯魚。 孔子自20多歲起,就想走仕途,所以對天下大事非常關注,對治理國家的諸種問題,經常進行思考,也常發表一些見解。是年孔子開始爲委吏,管理倉庫。
魯昭公十一年(公元前531年),孔子改作乘田,管理畜牧。孔子小時候生活艱難,所以會幹一些粗活。
魯昭公十七年(公元前525年),郯子來到魯國朝見,孔子向郯子詢問郯國古代官制。孔子開辦私人學校,當在此前後。
魯昭公二十年(公元前522年),孔子到30歲時,已有些名氣,所以自稱三十歲前後有所成就。 這一年,齊景公與晏嬰來出訪魯國時召見了孔子,與他討論秦穆公稱霸的問題,孔子由此結識了齊景公。
魯昭公二十四年(公元前518年),孟懿子和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。相傳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聃,問樂於萇弘。
道德思想
孔子建構了完整的“德道”思想體系:在個體層面主張“仁、禮”之德性與德行。 德道思想體系是以性善論(“一陰一陽之謂道,繼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”)爲基礎,以立人極(“三極之道”)爲旨歸,以人道與天道、地道相會通,人道中庸又適時之變爲方法論的完足思想體系。
孔子的仁說,體現了人道精神,孔子的禮說,則體現了禮制精神,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。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,對於任何社會,任何時代,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,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。
孔子晚年時期的最高理想稱之爲“大同”,在大同的世界裏,天下的人,不止以自己的家人爲親,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兒女爲愛,而是相互敬愛,愛天下所有的人。使老有所終,壯有所用,孩子們都能獲得溫暖與關懷,孤獨的人與殘疾者都有所依靠,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,女人有滿意的歸宿。天下沒有欺詐,沒有盜賊,路不拾遺,夜不閉戶,人人講信修睦,選賢舉能,大道之行也,天下爲公。
政治思想
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內容是“禮”與“仁”,在治國的方略上,他主張“爲政以德”,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。這種治國方略也叫“德治”或“禮治”。這種方略把德、禮施之於民,嚴格了等級制,把貴族和庶民截然劃分治者與被治者。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。
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禮制傳統較深的魯國,這時周王朝的統治權力已經名存實亡,諸侯間相互爭戰不斷,出現了“王道哀,禮義廢,政權失,家殊俗”的社會現實,“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”成了那個時代的特點。社會矛盾的激化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,人的精神和信念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殘。這些共同構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產生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條件,“仁”與“禮”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。
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“天下爲公”的大同社會。“大同”社會的基本特點是:大道暢行,“天下爲公”,因而能“選賢與能,講信修睦”,“人不獨親其親,不獨子其子,使老有所終,壯有所用,幼有所長,矝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”,陰謀欺詐不興,盜竊禍亂不起,這是一幅理想化的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景象,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會。“小康”社會是孔子主張的較低的政治目標。“小康”社會的基本特點是:大道隱沒,“天下爲家”,“各親其親,各子其子,貨力爲己”,與這種貧富不均、貴賤不等相適應,產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、倫理道德,“以正君臣,以篤父子,以睦兄弟,以和夫婦”,“以立田裏,以賢勇知”,相應地還要設“城郭溝池以爲固”,由是,“謀用是作,而兵由此起”。這種社會顯然沒有“大同”世界那樣完美,但有正常秩序,有禮、仁、信、義,所以稱爲小康。這種社會實際上描述了“私有制”產生後的階級社會的“盛世”。
孔子的“大同”社會、“小康”社會理想對中國後世影響深遠。後來不同歷史時期,不同階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內容的憧憬藍圖和奮鬥目標,這種思想對進步思想家、改革家也有一定啓發,洪秀全、康有爲、譚嗣同和孫中山都受到其影響。
經濟思想
孔子的經濟思想最主要的是重義輕利、“見利思義”的義利觀與“富民”思想。這也是儒家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,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。
孔子所謂“義”,是一種社會道德規範,“利”指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謀求。在“義”、“利”兩者的關係上,孔子把“義”擺在首要地位。他說:“見利思義”。要求人們在物質利益的面公元前,首先應該考慮怎樣符合“義”。他認爲“義然後取”,即只有符合“義”,然後才能獲取。孔子甚至在《論語·子罕》中主張“罕言利”,即要少說“利”,但並非不要“利”。《左傳·成公二年》記載,幹不符合道義的事而獲得富貴,就如同浮雲一樣,不屑於用不義的手段取得富貴。孔子還認爲,對待“義”與“利”的態度,可以區別“君子”與“小人”。有道德的“君子”,容易懂得“義”的重要性,而缺乏道德修養的“小人”,則只知道“利”而不知道“義”。這就是孔子在《論語·里仁》中說的“君子喻於義,小人喻於利”。有人認爲孔子既然重“義”,則勢必輕視體力勞動。這種觀點是錯誤的。《論語》中記載他對想學農的弟子樊遲十分不滿,罵他是“小人”,這是因爲孔子認爲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,要承擔的是更大的責任。他要讓他的學生成爲價值的承擔者而不是一個農民。
教育思想
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賦素質相近,個性差異主要是因爲後天教育與社會環境影響(“性相近也,習相遠也”)。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,人人都應該受教育。他提倡“有教無類”,創辦私學,廣招學生,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,把受教育的範圍擴大到平民,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趨勢。他主張“學而優則仕”,學習了還有餘力,就去做官。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從政的君子,而君子必須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修養,所以孔子強調學校教育必須將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(“弟子入則孝,出則悌,謹而信,泛愛衆,而親仁。行有餘力,則以學文”)。
孔子在教學方法上要求老師“有教無類”、“經邦濟世”的教育觀,“因材施教”、“啓發式”的方法論、注重童蒙、啓蒙教育。他教育學生要有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,要謙虛好學、時常複習學過的知識,以便“溫故而知新”、新知識引申拓寬、深入,“舉一而反三”。
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是“禮”和“仁”。其中“禮”爲道德規範,“仁”爲最高道德準則。“禮”是“仁”的形式,“仁”是“禮”的內容,有了“仁”的精神,“禮”才真正充實。在道德修養方面,他提出樹立志向、克己、踐履躬行、內省、勇於改過等方法。“學而知之”是孔子教學思想的主導思想。在主張不恥下問、虛心好學的同時,他強調學習與思考相結合(“學而不思則罔,思而不學則殆”),同時還必須“學以致用”,將學到的知識運用於社會實踐。
他最早提出啓發式教學。他說:“不憤不啓,不悱不發。”意謂教師應該在學生認真思考,並已達到一定程度時恰到好處地進行啓發和開導,他又是在教學實踐中最早採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。通過談話和個別觀察等方法,他了解和熟悉學生的個性特徵,在此基礎上,根據各個學生的具體情況,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,培養出了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等多方面的人才。孔子熱愛教育事業,畢生從事教育活動。他學而不厭,誨人不倦。不僅言教,更重身教,以自己的模範行爲感化學生。他愛護學生,學生也很尊敬他,師生關係非常融洽。他是中國古代教師的光輝典型。
孔子的教育活動不但培養了衆多學生,而且他在實踐基礎上提出的教育學說,爲中國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。由於孔子保守的政治態度,因此對待經濟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。比如魯宣公十五年(西元公元前594年)實行“初稅畝”,從法律上承認私田的合法地位,是春秋時代的重大經濟改革;但是據《左傳》說,孔子修《春秋》時記載“初稅畝”,目的是批評其“非禮也”。而民衆不富足,國君沒有富足的。在《論語·堯曰》中還記載,孔子主張“因民之利而利之”,即對民衆有利的事情纔去做。另一方面,他又主張賦稅要輕一些,徭役的攤派不要耽誤農時。《論語·述而》記載,孔子還對當時的爲政者進行說教,要求爲政者不要過於奢侈,要注意節儉。他說:“奢則不遜,儉則固。與其不遜也,寧固。”同時,還主張“節用而愛人”。這裏麪包含了把孔子“仁”的思想運用於經濟領域。
孔子一生遊歷豐富。他從漫長的旅遊生涯中悟出精闢的人生哲理,並形成對旅遊的獨特見解。孔子的“遊”主要有三種形式:遊覽、遊學、遊仕。也就是說,孔子在遊中問學教學,遊中求仕入仕,遊中生情怡情,遊中悟道傳道。他的旅遊行爲與修學、入仕是分不開的。孔子的旅遊思想可大致概括如下:
孔子的遠遊觀和近遊觀
孔子說:“君子懷德,小人懷土”,“士而懷居,不足以爲士矣。”意思是君子不要留戀故土,應該通過遊學四方來增長見識,實現遠大的理想和抱負。由此可知,孔子“重遊”,反對“懷居”、“懷土”等心理和行爲,甚而把貪戀安居、留戀故土作爲君子與小人的分野標誌。但是孔子也說:“父母在,不遠遊,遊必有方”,明確表達了他提倡近遊的思想。“父母在,不遠遊”也是儒家提倡推行孝道、侍奉雙親、注重人倫思想的體現。
那麼孔子既“重遊”,又反對“遠遊”、提倡“近遊”,豈不是自相矛盾?實則非也。孔子的近遊觀和遠遊觀並不矛盾,而是對立統一的,類似於“魚和熊掌”的關係。遠遊與近遊,實際上反映了儒家的“忠”與“孝”、報效國家與侍奉雙親的對立統一。孔子雖然提倡“近遊”,但也不一味地排斥遠遊,雖然主張推行孝道,但更主張“治國平天下”。到底適宜遠遊還是近遊,取捨標準就是是否“有方”。事實上,跟從孔子周遊列國14年的弟子中就有不少雙親健在者。孔子反對的只是無正當目的卻超出合理程度的“遠遊”。
孔子注重文化之旅、自然之遊,倡導“山水比德觀”
孔子一生行遊天下,注重聽樂觀禮,開創了中國文化旅遊的先河。據史書記載:“孔子曾西入周室,問禮於老聃,學樂於萇弘,觀帝王之治。”醉翁之意不在酒,孔子入周之意在於向老聃學習樂禮。另外,孔子訪齊,曾與齊太師交流關於“樂”的見解並達到忘我的境界。《論語·述而》:“子在齊聞《韶》,學之,三月不知肉味,曰:‘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。’”孔子行遊四方中學習、欣賞古代的禮樂文明,這其實就是現在所說的文化旅遊。
除了提倡聽樂觀禮的文化之旅,孔子還注重體悟山水的自然之遊。對於山水自然景觀,孔子更注重“美”的感受,比如爲我們耳熟能詳的:“知者樂水,仁者樂山;知者動,仁者靜;知者樂,仁者壽。”在孔子看來,智者的聰明銳利和流動的水具有形而上的共通性;仁者的寬厚品格與莊重沉穩的大山相通。這就是“山水比德”的審美觀、體驗觀。“比”指象徵或比擬,“德”指倫理道德或精神品質,意指在欣賞山水自然景觀時,根據其特徵類比聯想到人的道德品格,即把自然山水人格化。
孔子主張旅遊要健康有度,反對佚遊
孔子曾說:“益者三樂,損者三樂。樂節禮樂,樂道人之善,樂多賢友,益矣。樂驕樂,樂佚遊,樂晏樂,損矣。”也就是說,以驕傲爲樂,以到處遊玩、遊手好閒爲樂,以大小宴爲樂,都是有害的快樂。可見,孔子反對遊手好閒、放蕩遊樂、毫無節制的遊玩等佚遊行爲。他認爲佚遊超出個人身心承受能力與社會禮制許可,佚遊帶來的快樂是暫時的、侷限的,而且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損害。
發憤忘食,樂以忘憂
孔子62歲時,曾這樣形容自己:“其爲人也,發憤忘食,樂以忘憂,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”當時孔子已帶領弟子周遊列國9個年頭,歷盡艱辛,不僅未得到諸侯的任用,還險些喪命,但孔子並不知難而退,仍然樂觀向上,堅持自己的理想,甚至是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。
安貧樂道
子曰:“不義而富且貴,於我如浮雲”,在孔子心目中,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,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,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。但他的安貧樂道並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貴,只求維護道,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。孔子也曾說:“富與貴,人之所欲也;不以其道,得之不處也。貧與賤,人之所惡也;不以其道,得之不去也。”“富而可求也,雖執鞭之士,吾亦爲之。如不可求,從吾所好。”
學而不厭,誨人不倦
孔子以好學著稱,對於各種知識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,因此他多才多藝,知識淵博,在當時是出了名的,幾乎被當成無所不知的聖人,但孔子自己不這樣認爲,孔子曰:“若聖與仁,則吾豈敢?抑爲之不厭,誨人不倦。”孔子學無常師,誰有知識,誰那裏有他所不知道的東西,他就拜誰爲師,因此說“三人行,必有我師焉,擇其善者而從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
直道而行
孔子生性正直,又主張直道而行,他曾說:“吾之於人也,誰毀誰譽?如有所譽者,其有所試矣。斯民也,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”《史記》載孔子三十多歲時曾問禮於老子,臨別時老子贈言曰:“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,好議人者也。博辯廣大危其身者,發人之惡者也。爲人子者毋以有己,爲人臣者毋以有己。”這是老子對孔子善意的提醒,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,就是看問題太深刻,講話太尖銳,傷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,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危險。
與人爲善
孔子創立了以仁爲核心的道德學說,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,富有同情心,樂於助人,待人真誠、寬厚。“己所不欲,勿施於人”、“君子成人之美,不成人之惡”、“躬自厚而薄責於人”等等,都是他的做人準則。子曰:“吾十有五而志於學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順,七十而從心所欲,不逾矩。”這是孔子對自己一生各階段的總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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